2008-06-28 Sat
以下故事摘自《硬球》……
在纽约城有个老妇人，日复一日在麦迪逊大街兜售25美分一个的烤面圈。每天都会有一位先生经过，往收钱的罐子里扔25美分，却从来不拿走面圈。这种情况维持了15年，直到有一天，老妇人开口问那位先生：“先生，介意问你一个问题么？”。那位先生说：“你一定想问为什么我每天给你钱，但从不拿走面圈。”
“不是的”，老妇人说：“我不是这个意思，难道您不知道面圈已经涨到50美分了么？”
看到此处，会有很多人大感混乱 -- 三国时代，怎么会冒出日本记者来？
事情偏偏这样古怪，日本东京千代田区就有这样一份报纸，叫做《三国志新闻》。如果看这家报纸，还可以在版面上找到“马钧工房”制作的指南车广告，追星族披露的小乔艳照呢！
“马钧工房”制作的指南车广告
原来，这是日本一些三国爱好者组建的一个编辑部，模拟派出记者到三国时代采访的方式，时时发回报道，从而编导了一出用新闻的形式报道三国史事的滑稽剧来。这份《三国志新闻》一共发行了一百多期，最后装订成册，图文并茂，还成了日本的一本畅销书。
虽然这种滑稽的报道方式有些荒唐，却让人大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且内容严格依据三国史实，考据颇为专业。有很多日本人表示，他们就是通过这份“报纸”，对三国有了真正的了解。
《三国志新闻》，在日本，《新闻》的意思就是报纸，比如《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等。什么？报纸太旧了？您要想想这东西从三国时代传下来。。。
那么，这份古怪的日本报纸，是怎样报道三国的呢？还是让我们看个例子吧，比方说，赤壁大战。前面提到的《长镜头 –东吴老将黄盖意欲降曹？》，就是该报第47期的文章之一，内容是独家报道黄盖送密信到曹营，推测其已经准备投降曹军。文中并介绍了黄盖其人的背景，称其 为零陵郡泉陵人，曾经追随孙坚，孙策的猛将。同时称其在对赤壁战争的看法上与张昭接近，主张和平。“假如黄盖的投降是真的，将会给战局带来极大的影响。” 最后编者按如是评价。
第47期《三国志新闻》，主要内容都是关于赤壁大战的（前一期则主要集中于诸葛亮过江说服孙权联合抗曹），其头条报道为《曹军20万人 孙刘联军5万人挟江布阵 – 绪战联军取胜》，描述了赤壁初战，曹军暂退乌林，孙刘联军与之进入持久战的情况，并配有诸葛亮指挥水战的照片压题。在第一版下方则放置作战地图来讲解此战 双方对阵姿态。
对赤壁对峙局面的分析，连血吸虫都上来了，可见翔实
不过，这一期最精彩的内容，却是第二版的《江东决战，本报的深度预测》。
在这个栏目，该报聘请了两位“军事评论家”所写对此战发展的预测。
其中马修将军的文章《曹军大胜是板上钉钉》引用历史数据库，说明汉家得天下以来，从来没有兵力一对四的一方能够取得战争胜利。而且，马将军认为孙刘联盟是 同床异梦，周瑜兵力不足，不得不把刚刚败退下来的刘备军队也算入联军，却没有意识到刘备军已经是落网之鱼，惊弓之鸟。而且，曹军在尽力训练水军，水平提高 很快，尽管第一次作战失利，但论到实力，最终还是曹操会取胜的。因此，刘备和孙权如果想保住性命，最好尽快向曹操请降。
两位军事评论家的笔斗，看来范跑跑对郭跳跳这种炒作方式古代就有
但另一位嘉宾申示龙先生并不这样看，他的文章是《周瑜的智谋，未可小觑》。申先生认为，孙刘联军的确存在兵力弱于曹军的问题，除了抢占了敌军的渡江点以外 几乎没有优势。但是他也同时指出，联军的统帅周瑜智谋出众。尽管在北方名声不大，但周瑜实际上是孙策身边最优秀的常胜将军。他坚决主战，必然是稳操胜券。 以申示龙先生分析，联军要战胜曹军，唯一的机会就是在水上决战。曹军缺乏水战经验，而且携带的马匹，粮草太多，必然影响船只的机动能力。“江东安危，寄托 在这位年轻的天才军事指挥官身上。”申示龙如是说。
两篇文章放在一个版上，配合两位军事评论家道貌岸然的照片，很让人想起伊拉克或者黎巴嫩战争时候的新闻报道来。
和任何今天的报纸一样，总要有些娱乐八卦之类的才合理，所以，本期报纸还刊登了如《才女蔡文姬 十二年之后从匈奴归来故乡》这样的花边新闻。
看起来满有吸引力的报纸，是不是？
但是该报几乎紧接着就出了一期号外，主题是 -- 《20万曹军在赤壁全军覆没》。内容包括《联军火攻计成功，曹操平定江南计划中止》，《丞相曹操九死一生脱出险地》，《反间黄盖回归本阵》等等，甚至还包 括一大串“未经证实的谣传”，如“在野党军师庞统据传引诱曹军连舟”，“黄盖被打是苦肉计”，“诸葛亮祭天取得东风”。。。
赤壁大战的号外，注意左侧版心的更正道歉启事
这样刺激的报道，加上战地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拍摄来火烧战船的现场照片，假如在三国时代真有这样一家报纸，我看今天的新闻界就不会有路透社塔斯社什么事儿了。
不过，这一期号外上还有一篇令人哭笑不得的文章，是编辑部的道歉启示 – “《三国志新闻》上一期刊登了《长镜头 –东吴老将黄盖意欲降曹？》一文。因为经核实纯属谣言，特此更正。这篇报道给曹操丞相阁下的官兵带来若干不良影响，本报特此郑重致歉。。。”
把三国时代的报纸作到这种程度，连我这个中国人也不禁叹息一声 – 真是功夫到家了。
[完]
（7）财力相对落后
相比法学院和商学院，肯尼迪学院的财力比较落后。这和毕业生有极大关系——毕业生多在公共部门或民间组织工作，不是收入很高的人，无法给学校太多捐赠。虽然肯尼迪学院比商学院成立仅晚28年，但财力犹有天壤之别。财力落后带来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学校设施不足（如公共空间小，课堂小、图书馆狭小、阅读/学习空间匮乏等），另外是通过多招学生来弥补财政缺口，结果是学生越多，教师·学生比例越高，教学质量和学生体验越差。
做肯尼迪学院的院长一定很头疼，要到处想方设法拉赞助，压力相比是很大的。
(8) 意识形态色彩浓厚
首先是政党派性问题。肯尼迪学院是以美国总统肯尼迪命名的，其意思就是要继承肯尼迪总统的精神、思想遗产。毫无疑问，肯尼迪学院是一个美国的自由主义左派思想重镇、民主党的思想库、人才库。教授里大多数人是自由左派（liberal)，支持民主党。过去八年是共和党执政，所以很多民主党的人下野了，一部分人就跑到学校任职来了。如果民主党在今年大选获胜，估计会有一些教授响应号召到政府任职。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自由左派，而且在本次民主党初选中，绝大多数支持希拉里。肯尼迪学院里支持共和党的人很少，充其量也是“沉默的一小部分”。哈佛大学在美国社会有这么一个形象，就是里面都是精英的无神论的自由派。我估计肯尼迪学院的自由派的特点只会更强。
当然，学校里还是有一些共和党人的，不过是少数。比方说著名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William Kristol（其父Irving Kristol,是新保守主义运动创始人）就在这里上课，讲保守主义（很有趣的，他是保守派杂志Weekly Standard的创始人及主编，现任McCain的外交政策顾问；他经常在媒体上发表评论攻击Obama阵营；而学校内另一些教授则为Obama服务，同时大多数学生也支持Obama)；还有曾在福特、里根、老布什等共和党总统班子担任高级经济顾问的Roger Porter教授也在这里任教——他曾和Bill Clinton有过严重过节。但这些人都是少数。肯尼迪学院的压倒性的民主党派性是毫无疑问的。（也要指出，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学院里都是由民主党主导，因为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大多为自由派）。
其次是道德理念。肯尼迪学院有许多美好的道德及励志教说。只要参加几个学校的活动，即可感受到学校里是如何弥漫着这样的一种空气的。学校希望学生都能时刻思考公共价值，以实现公共价值为理想，为社会服务。肯尼迪学院当前的口号是“问问你自己……可以做什么，来改变世界（Ask what you can do...to change the world，”。这个口号改自肯尼迪的著名讲话。这种内容还比较健康的使命感和宏大叙述是学校精神生活的核心部分。道德言说在学院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道德提升也是教育的内容之一。这种使命感和道德感使一些学生觉得肯尼迪学院是站在道德至高点上的，对其他学院在道德上几乎要俯视了（这个问题我在将来再谈）。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里弥漫着一种信仰的、宗教的气息。当然了我的反应可能略微过度，超出普通人。
此外，还有许多励志教说。肯尼迪学院试图让它的学生相信，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在未来成为领袖，可以为改变世界做出贡献。其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过去几年来不断听到（但我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神话）。一些学生进来后，觉得其他学生很厉害，而自己的水平还不够，不知道学校为什么会招自己进来？会不会招错人了？而根据我的分析观察，由于学校招生中存在地区/国家名额制度，而又因为出于各种原因，使每个国家的申请者及录取比率并不相等，则有的国家可能竞争异常激烈（如日本），有的国家相对不那么激烈，也就造成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水平有所差异；还有，招生委员会的人可能对一些国家地区的社会、制度、背景不太了解，因此难以准确判断申请者的能力。因此，招生时出现学生之间水平有参差的问题应该说是正常的，难以避免的。这时学校制作了一个神话：“我们是永远不会招错人的。要相信你自己，相信哈佛肯尼迪学院永远不会招错人”。这个说法现在让我想到了《功夫熊猫》中乌龟大师安慰大胖子熊猫的话，什么我不会选错人啦你身上有使命之类的东西。我看这完全是个励志神话。一概学生从这个学院毕业后完全可能混得比原来好得多，但是究竟是学生靠自己的努力造就了自己，还是学校因自己的名气造就了学生，就不得而知了。可能随便到一所好一点的学校的相关院系随机挑一个学生（当然要英文还可以），这个人也可能在从肯尼迪学院毕业后成才。
这种励志的东西是美国文化的特点，它确实能够帮助个人发掘更大的潜能，超越自己。+%e8%b4%a2%e5%8a%9b%e3%80%81%e6%84%8f%e8%af%86%e5%bd%a2%e6%80%81%e5%8f%8a%e7%90%86%e5%bf%b5&referrer=)
(5) 教师/教授背景比较多元
有的教授是纯粹的学者，以学术研究为主，最多在教研之外和社会上一些机构（如政府、国际组织或民间组织等）合作搞过一些研究项目。这些教授中有部分算是名牌学者（如经济学家Jeffrey Franke、Robert Lawrence、Richard Zeckhauser、Dani Rodrik等）、；另一种是以前在政府或其他相关机构任职的职业人士。其中有的人连博士学位都没有拿过，所以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水平，所以他们主要就是来传授实务经验。如多个总统的高级顾问David Gergen、新闻出身的Samantha Power、里根时期共和党总统高级顾问Roger Porter、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William Kristol、前美国印地安那波利斯市市长,小布什国内政策高级顾问Steven Goldsmith等。此外，还有一批人是在两者之间的：身为学者，但也曾在政府机构任职，比如前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现任院长Dean Ellwood、国际关系学者Ashton Carter、前哈佛校长Lawrence Summers等，很多，不一列举。此外，估计大多教授都为不同层级的政府或公共机构担任过或担任着高级顾问。
由于肯尼迪学院是一所职业学院，因此必须有丰富从业经历的职业人士来讲实务；如果光讲理论学术就脱离现实，变成研究性学院了。理论和现实毕竟有相当的差距。对于那些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人而言，也可能认为回到学校听纯理论对将来的实际工作没有实际帮助。这种学者与职业人士的师资组合使学生可以同时获得思想理论界及现实实务世界的前沿资源。
另外，要指出的是，美国制度的特点使人才在部门之间转换相当的容易。一个人可以在四大部门——政府及国际组织、学术、私营企业、非盈利/民间组织之间比较自由的切换。知识分子可以到政府任职（通常是被政治家任命），在政治家下台后也可以回到学校教书。由于美国是两党制的选举政治，每个党都有自己的圈子、人脉、人才网，而任何一个时候都总有一个党在野，因此当政党在野的时候，党内很多人可以到学校或智库去，等待几年后自己的党东山再起的时候再度上肛。学校成了一个在野党人才可以暂时歇脚的地方。
中国这方面就差很远了，还远有待发展。高官退休后可以到学校教书么？一、有没有执教的素质、能力（有相当水平的知识分子干部可能能胜任）？二、能不能就这样把政府运作及公共政策/管理搬到讲台上？（此为政治问题）。据一个和国内搞许多合作项目的中国问题专家称，中国目前公共管理学院在这方面还欠缺比较大。一些学校的教员就是搞研究出身，可能还比较年轻，没有任何实务经验（有的是海归，连国内经验都有限）。这样的人，如果面对有十到二十年实务工作经验，比较了解现实世界如何运作的人，教起来就比较吃力了。听课的人也可能觉得讲台上的不过是一介书生，并不真正了解真实世界。
公共管理教育必须与实务密切结合。不光是要教现实案例，还要有了解现实，有实务经验的教师。对于学生而言，两种教授对自己的学习、发展都是很关键的。学术型教授主要是帮助充实理论水平；职业型教授主要是增进自己对社会实务经验的了解。两者缺一不可。
当然了，最后还是要提一下。肯尼迪学院的教授在职业背景上可谓多元，但批评者很快会发现，教授背景在有几个方面是非常缺乏多元性的。第一是性别——压倒性的多数为男性；其二为种族——压倒性多数的白人。至于这对教学效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以由社会批评家进行分析。
（6）教学方式不同——传统教学与案例教学相结合
肯尼迪学院的教授都采用自己一套教学方式。相比哈佛商学院、法学院而言，就比较多样了——但多样也有好有坏。
这里要谈谈案例教学。请注意，这里指的案例教学是狭义的，不是指老师在讲课时（在理论之后）包含了一些实际案例分析，而是那种基于课堂案例讨论的教学。在这种模式下，学生要在上课前先做充分的准备，阅读老师事先准备的有关案例材料（通常是一篇专门的案例文章），然后上课时，由老师点名提问学生，要求其对案例内所涉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或发表看法。教授有很多技能，如同一问题，让多个学生先后发表看法。逐步的，学生会发现，各自的观点都是对他人的补充，同时大家会发现通过观点汇总，会越来越接近“真理（当然，也有可能是通过观点汇总，发现真理并不存在——问题极其复杂，并不存在简单的答案）。教授还可扮演苏阁拉底式的人物，对学生观点的一些基本假设提出质疑，引发学生更深入的思考。总之，教授需要在课堂上进行组织、协调、引导，其作用恐怕比案例还重要。真正擅长案例教学的教授并不多；教职人员也需要经过特别的教学训练。
哈佛大学的几个著名职业学院——哈佛法学院、哈佛医学院、哈佛商学院都已采用了所谓的案例教学。职业学院的学生来这里学习是为了培养实务能力，不是成为研究性学者，故教学要比较注重务实性。一直以来，这是职业学院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如何在课堂上培养学生的实务能力？案例教学就是为了满足这个需求而生的。了解案例教学在哈佛的历史，可参考《Harvard Magazine》2003年9-10月好的文章《Making the Case》。链接
案例教学最先于1870年在哈佛法学院出现：一个教授放弃了过去的讲堂教学，开始采用教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间的案例讨论。这种教学出现在法学院并非偶然。一是法学院作为职业学校面临的如何完善职业教学的挑战，二是英美法的特点：就事实的诠释进行辩论是其内在的重要部分。
哈佛商学院建于1908年，但直到1920年才开始采用案例教学（已在法学院50年之后了）。其时的院长Edward Gay是一个哈佛法学院毕业生——他将法学院的教学传统带到了商学院。步商学院后尘的是哈佛医学院——在1985年始采用案例教学，其宗旨是将科学/理论与实际问题密切结合。在发明并推广案例教学上，哈佛职业学院的教职人员实现了历史性的教育创新。
然而，案例教学的春风在肯尼迪学院遇到了一些抵触。案例教学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教授要上一门课，就需要自己找人去写案例（主要在假期）。写案例是很花时间花钱伤神的：作者需要阅读大量书面材料/出版物，以及访谈当事人。完成一个内容详实准确又能够有力突出教学点的案例是很不容易的。对于学者而言，写案例（或者指导案例的写作）大体上完全是为了教育功用——对本人的学术研究没有太直接的帮助，因为案例并不是学术研究（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不会经过同行评议，不能作为论文发表）。其二是对教师有较大的需求。如前所述，案例教学是需要很多教学技巧的。老师要善于组织、引导、调动学生。这往往还需要专门的教学培训。对于学者来说这就比较麻烦了，传统的课堂讲课不是简单得多么。第三是案例教学确实有自己的问题。虽然号称理论结合实际，但其实在案例与案例讨论本身来看，理论还是不足的（如商学院在案例之外，还编写了一些归纳学习点的笔记式文章；仅靠案例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些习惯讲理论的教授来说，案例教学太困难了。
当然了，案例教学有一个好处，就是老师并没有义务对案例做非常系统的分析。所以，如果老师自己对案例也不能说非常懂，而学生很厉害、很有经验，那么老师通过案例教学就可以躲在暗处了。先让学生们发炮，说一大堆东西，然后老师仔细思考后，装先知状出来做总结。所以老师可以隐蔽自己的水平。
战后，肯尼迪学院的思路是提高公共政策方面的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水平。结果招收了大量的经济学家，使之成为学校内一个相当的势力派别。至于，校内还有许多知名的学者型经济学家。有观察者还认为，肯尼迪学院招为教授的经济学家稍嫌多了一些，“太偏重经济学”。一些经济学家是学术出身，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上也比较偏重学术。他们已经有相当的教学习惯。我个人估计，结合前面的诸多因素，在这些人身上推广案例教学可能比较困难一些。
另一方面，案例研究也需要很多的钱才能搞：要有专门写案例的人（有时是年轻教员、研究员，或学生），这些人是全职的，还要旅行访问。因此要花费不少资金。肯尼迪学院的财政向来比较紧张，没有太多的能力搞更多的案例。
最后，有效的案例教学需要小课堂，二十个人差不多。肯尼迪学院因为资金问题，学生数目超出正常比例。一些课堂还是本科生式的大课堂，有高达150-200人同时上课！这就不可能采用案例教学了。在下面能听到老师讲什么就不错了。老师也不会和学生发生太多的互动，更不会让学生之间发生互动。最后，学校空间很有限，根本没那么多科室，
所以，说到底，还是一个钱的问题。但不管如何，由于诸多原因，其结果是直到今天，案例教学在肯尼迪学院还只是一小部分。绝大多数的课还是传统式的授课：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至于老师是否和学生进行互动，多么频繁地互动，则依老师的性格、课堂的规模大小及讲课内容而定了。此外，尽管缺乏真正的案例教学，很多课堂是讲真实案例的，也就是讲一个现实世界的例子，教授点评分析，然后学生可以发表意见。这些比较常见。
但是，肯尼迪学院也确实搞出了一批案例，而且在教学中使用。有的课程（如战略管理课程）确实是采用案例教学的。另外，在行政班（高级干部培训班，学员很多在40岁以上）中，一般都是完全采用案例教学。肯尼迪学院知道，对于这些学生，只有采用案例教学才会比较有效。
其实肯尼迪学院非常适合案例教学，因为学生背景非常复杂多样。案例讨论的一个好处就是让不同背景、经历、观点的学生就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讨论，可以学习到原来对同一问题，旁的人会以完全不同的视角，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里就很有启发意义。个人感觉，法学院、商学院的学生更加同质化，也就是更加趋同。肯尼迪学院的学生比较复杂，尤其适合讨论。尤其是，许多公共管理、政策问题涉关公共价值，以及大量的权衡取舍，并没有什么统一的目标、统一的评判标准，不存在统一的真理，就更适合开放性的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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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归纳总结。
（2）学位课程/项目数目比较多
前面列举了5个学位项目。项目就好像班一样。不同学位项目的人年纪又刚好不一样，而且学的课程也可能不一样（如MPP和MPA/ID，使各个项目的学生比较容易扎堆。除了同国籍的人以外，每个学位项目的人的关系圈也大多以自己的项目为基础。
MPP的人比较年轻，喜欢一起玩，而且有第一年的必修课程的共同经历，还有第二年的毕业项目（PAE），所以有很多共同之处；MPA和MC/MPA/没有什么共同的必修课，在这个意义上相对更松散，但是有不少以项目为基础的校内社会活动；MPA/ID的学生有大量的难度非常高的必修课，密天一起奋战，彼此感情深厚。博士生基本不见踪迹，和其他项目的学生没有什么来往。
人们对其他项目的人也往往有许多成见、stereotype。校内流传的笑话/parody很多。在一些校内活动时有的学生也会公开使用一些parody，来开各个项目人的玩笑。
多种项目使不同的学生能各取所需，但结果是使学校内存在以项目为基础的一些分离，当然，情况不算严重。
(3) 学生年龄跨度较大
如前所述，MC/MPA至少有八年工作经验，很多已近中年；MPP一般就25、6岁左右。MPA则30多岁。所以学生之间的年纪差距很大。60后，70后，80后都有了。年纪不同，阅历、爱好、习惯、观念、心态、思考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都不一样，彼此交往更隔阂可能更大一些。其他学院的学生年纪就要更相近。商学院的有四五年工作经验，法学院很多是本科毕业，年纪都在25-30左右，比较接近。
(4) 学生背景来源复杂。
商学院的学生多来自私营部门/业界，很多是大公司雇员；法学院的学生很多是本科生毕业，没有太多工作经验。肯尼迪学院的学生背景则极其复杂，来自各种各样的部门：政府公务员、民间组织/非盈利机构、国际组织、军队、企业、新闻媒体，五花八门，各式各样。除了一小部分必修课以外，这些不同背景的学生都在一起上课。在课堂上，因学生背景丰富，也使课堂讨论十分有趣。来自不同部门背景的人往往会对同一问题有很不同的看法、经验。这就使课堂十分多元。相比法学院、商学院，肯尼迪学院的课堂讨论要更随意和生动，但准备性、严肃性、严谨性可能会稍逊。学生喜欢在课堂上讲自己的职业经验，有时讲出来的故事和老师正在讲的案例问题可能关系还不大（纯粹就是讲故事），但是这并不重要：分享不同部门、国家、年龄层的人的经验是上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学生的多元性是肯尼迪学院的最大优势。许多学生认为，自己在与其他学生交流、讨论上学到的东西，比在课堂上还要多。学校对这种情况也很清楚：把柄这些年龄、国家/文化、背景相差颇大的人放在一起互动，让他们相互学习，扩展视野。
我个人认为，肯尼迪学院最出色的、最有特色的就是学生，而不是那些老师。+%e9%a1%b9%e7%9b%ae%e5%a4%9a%e3%80%81%e5%ad%a6%e7%94%9f%e5%a4%9a%e5%85%83&referrer=)
接下来会写一些关于肯尼迪学院的事情。本人将尽量写得客观。当然了我这个比较带有批判色彩，所以有时会比较苛刻一点，故肯定不会对这个学校刻意美化、浪漫化了。
从这些文章，也可以一窥美国职业学院的经营与人文生态。
本人写的东西仅代表本人个人的看法，以及仅局限于本人个人的观察以及道听途说的。要了解全部真相，恐怕还得听别人的故事。
有兴趣的朋友请持续关注本blog。
肯尼迪学院，对外全称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即HKS）。原来叫Harvard University J.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即KSG），现在对内还是通用这个名字——意指在校内的一些正式场合中。2007/08学年的时候学校把名字从KSG改为HKS，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哈佛的名字，同时很可能是希望向Harvard Business School和Harvard Law School看齐。当然了本人很讨厌HKS这个名字，一直坚持使用KSG。以下本人将继续使用KSG。
（以下内容如有不准确的，请读者纠正）
肯尼迪学院是哈佛最年轻的一个研究生学院，成立于1936年（应该还晚于设计学院）。此处可参考其他研究生学院建立年份：法学院：1817；医学院：1782；商学院：1908。
肯尼迪学院教授课程领域包括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城市规划、国际发展等等；只授硕士学位课程，同时有与哈佛文理学院合办的博士学位课程。
学位有以下几种（硕士为职业学位，博士为学术/研究学位）
1) MPP （Master of Public Policy 公共政策硕士）两年制
学院的骨干学位，其结构和MBA有点类似：第一年有必修课程，健全学生的基础知识框架，第二年基本为选修。需完成几个项目作业。该课程人数最多，人均工作经验2-3年，年招200多人
2) MPA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公共管理硕士）两年制
基本没有什么方向和领域要求，可以很随意的在两年内选课。要求工作经验5年以上。每年招100多人.
3) MC/MPA (Mid-Caree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职业中公共管理硕士 （一年制）
这个学位课程为期一年，但是是full-time的，必须全脱产。工作经验至少8年，不少人年逾40。每年招近200人。这个学位将来会提到。这是真正帮肯尼迪学院打照片的项目。
4) MPA/ID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公共管理硕士：国际发展） 两年制
这个学位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发展经济学硕士。目前清华公管学院也开有这个学位课程。每年招约100人。
5）PhD （博士项目）
由于肯尼迪学院的很多课程都是硕士水平的，达不到博士研究学位的需求（如要学许多学术性课程，奠定扎实的理论及掌握研究方法），因此他们很多课程和文联学院一起上。
最后，学校里有一大堆研究中心/项目，每个中心/项目都有自己的访问研究员。学校还开设大量的高管/行政培训课程，来就读的是公共部门/非盈利部门的中上层乃至更高级别的管理人员。
肯尼迪学院有几个特点。当然我不好说以下列出的特点，与其他研究生学院相比是否就一定是独一无二的。
（1）学生国际化程度比较高
号称有40%的国际学生：是全哈佛大学国际学生最多的地方，来自各个不同国家。上课时还真像国际会议，能听到不同国家的人发言，讲出不同的视角。因此，在这里读书基本上感觉不到你是个外国人。因为到处都是外国人。所以，“在美国留学”的那种感觉并不那么强烈，留学生可以相对比较容易地适应下来。如果在法学院，自己是外国人的感觉可能就很强烈了，尤其是JD学生：因为大多学生都是美国人。同时，讨论的话题、众人的兴趣及将来发展也基本为美国，所以国际化程度有限。商学院外国人多一点，但是商学院的人气质比较同质一些，思录比较接近，又都比较年轻，所以容易打成一片。肯尼迪学院的人来自不同部门，很多人年纪也已不小，所以身上带着的各国文化色彩可能更浓重一些。
当然这里面国际化程度也是有水分的。40%的国际化学生里，有很多是拿着外国护照或双重国际但在美国长大的人；或在美国读过中学和/或本科的人。这些人说得一口好美语，也已基本适应美国社会与文化，和美国人区别并不大。
由于语言优势，在课堂上，美国人（或在美国呆得比较久的国际学生）倾向于主导课堂讨论。在其他一些学校的公共活动上也是如此。
偶尔的，还是能感觉学校内存在一个主流圈子。这个主流圈子当然还是由美国人所代表的。美国人彼此玩得比较好，互相关系密切，有更深入的私人关系，也有很多的故事发生。国际学生则游离于这个圈子内外。语言能力、年纪、个性，都是决定他们距离主流圈子距离远近的因素。稍微敏感的人都可以自行判断自己离这个圈子的距离。
学校内也存在以文化/国际乃至种族为基础的分离(segregation)。这种分离是自然形成的。如果我们对学校做一个人类学/社会学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学校内存在的各种奇怪的网络圈子。网络圈子的基础是文明/文化/国家/种族。比如美国人/加拿大人能玩到一起；欧洲各国人容易玩到一起，同时也更容易与美国人玩到一起；东亚人比较容易玩到一起（“CJK”），此外还有穆斯林/中东、南亚、拉美人、非洲人圈子。这些群体的关系也因为各种学生会而得到巩固、强化。（这里是做社会学层面的分析，只是就大的学生群体而言的，并非对具体每个人都有效）
这些分离平常看不大见，但是有时候会浮出水面。如在一些活动中会体现：有一次学校搞了一次国际之夜表演活动，发现参加者以亚洲人为主，不知道非洲的都哪里去了。西方白人参加的也很有限。后来又有一个非洲之夜，发现所有北美/非洲黑人都出来了，他们简直以实际行为抵制了国际之夜，把节目留给了属于自己的活动。在Talent Show（才技表演）中，则导北美学生主导。
种族的因素是很有趣的。人们比较容易为与自己种族相近的人所吸引。在上课时，如果你是一个黑人，课室里有一黑一白两人坐在两端，你更有可能走向那个黑人；在两次肯尼迪学院中国之旅，都出现学生因种族扎堆的情况：欧洲人和欧洲人，黑人和黑人。在秘鲁之旅则达到极致：东亚人一堆，白人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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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上自卫队访华的“涟”号驱逐舰 （日方自称为护卫舰）
24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高波级导弹护卫舰“涟”号驶入中国南海舰队基地湛江港，开始了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根据《产经新闻》的报道，该舰24日下午抵达湛 江海港，我国南海舰队司令员苏士亮和日本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到码头迎接。这次访问，日方由海上自卫队第四护卫队司令官德丸伸一将补（相当于少将）带队，参 访人员包括“涟”号护卫舰舰长沟江和彦二佐（相当于中校）以下二百四十名官兵，舰上还携带有部分支援四川地震灾区的救灾物资。
根据对日方相关人员的采访得知，“涟”号访华，还有一段趣话。5月，在选择访华舰艇的时候，日本方面确定派出一艘“高波”级护卫舰前往中国访问。这是因为 这次访华是对中国派出深圳号导弹驱逐舰访日的回访，日方试图派出一艘地位相似的舰艇，以达到对等的目的。深圳号虽然是中国海军较为先进的舰艇，但并非最先 进的“中华神盾”舰，所以日方认为也不宜派出水平最高的金刚级“宙斯盾舰”。同时，深圳舰造型华美，日方派出舰艇也不能相差太多。高波级多用途驱逐舰，是 九十年代后期服役的新舰，该舰虽然脱胎于时雨级驱逐舰，外观却更加接近美国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一扫日本战后舰艇习惯于在一艘船上堆砌各种武器的毛 病，造型简练干净，作为访问舰艇较为合适。
还有一个未确定的说法是这次中日两军有一个技术交流活动。中方对日方舰艇的武备兴趣不大，却很在意日本舰艇的高度自动化控制水平。高波级驱逐舰，虽然是满 载排水量六千余吨的大舰，却只有150名常规舰员（访问中加上学员和外事人员共计240人），其自动化水平堪称日本军舰中的佼佼者，故此参加这一访问有接 待中方同行参观的任务。
不过最初选定的访华舰艇并非“涟”号，而是它的姊妹舰，高波级的第一艘舰 – 高波号。这是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名沿用了二战时期的军舰名称。高波号在二战中是一艘夕云级高速驱逐舰，该舰1942年8月下水，存在时间很短，11 月就被美军击沉于瓜达尔卡纳尔岛。尽管如此，该舰却战绩赫赫，曾先后参加了炮击瓜岛机场，击沉美国航空母舰“大黄蜂号”的海空战。在最后一战中，高波号与 僚舰一起用鱼雷击沉了美国重巡洋舰北安普敦号，重伤另外三艘美军巡洋舰。激战中高波号也被美军击沉（高波号的沉没与战术失误有关，此战编队司令官田中赖三 少将严令各舰只用鱼雷进行偷袭，不许开炮。高波号在队形最外侧，遭美军攻击后中弹，舰长小仓随即下令还击，结果炮口火光暴露目标，还击得越多，被击中的越 多，最终被击沉。）
上一代“高波”号从未与中国军队进行过任何交战，所以日方认为这个舰名不会刺激中方（想象一下假如日方派一艘叫做“吉野”或者“西京丸”的舰船访华会有怎样效果）。
然而，运气不佳的是，“高波”号2004年发生了一次事故，至今一些设备还有影响，始终未能完全修复（高波号作为首舰，一些设备带有试验性质，修复比较复 杂）。在6月初进行最后检查的时候，结论是依然不具备100%参加访华活动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最终决定更换访华舰艇，由舰况更好的“涟”号前往湛 江。上一代“涟”号曾参加过对中国上海的登陆作战，所以相对来说不如高波号更合适，但是目前看来也没有引发问题，日方似乎有些过于谨慎了。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舰首次访问中国。允许对方军事力量的访问，在两个平等国家之间意味着相互信任关系的重要发展，以中国和日本在亚洲的影响而 言，这次访问显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赤星在“涟”号出发前，曾发表讲话，称“中国是对于我国安全保障来说重要的国家。两国首脑的相互访 问，以及这次护卫舰的访问派遣，都是基于这一观点。去年，中国舰艇对日访问，促进了两国对安全保障方面的相互理解，对地区的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以 看出，日本政府对这一访问，也是寄望深厚的。
然而，日本的新闻界，却对此表现得极为平静。无论是各大报刊还是电视里的新闻节目，都很难找到这一新闻的蛛丝马迹。即便是网络上，也鲜见报道。今天日本的 新闻话题，主要围绕着发生在千叶县的“木村芳雄灭门杀人案”和东北地区地震的重建进行，政治话题也局限于福田政府的“政策攻防”。“涟”号对中国的访问， 仿佛被遗忘了一般。在日本最先刊出“涟”号到达湛江的，竟然是法新社的日文报道！而日本各大新闻社，到发稿为止，除了时事通信社和《产经新闻》作了简短报 道以外，各大报刊还没有更加详细的报道。（今天早上看了看，依然是没有）。
根据对日本新闻界的了解，这种情况，大体反映了两种背景。
第一，日本的新闻巨头都与政界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针对一些敏感新闻，如果政界有着较多顾虑，可能与媒体通气，减少甚至“默杀”有关报道，以为政府保持较好的舆论环境。
以中日关系而言，双方一反多年来徘徊对立的状态，通过首脑互访和在中国大地震发生后的相互合作，实现了稳中有升的目标。双方在东海问题等领域的合作问题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然而，多年来双方民间对立的影响并未消失。以中国民间舆论而言，一方面对于日本在中国大地震期间的援助活动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另一方面也对日方在救援活动 中炒作自卫队军用飞机来华话题深表戒惧，认为日本方面有利用中国方面好意的嫌疑。以日本国民方面而言，一方面感到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和有利一面，一方面又 无法摆脱中国发展带来的压力感。这种矛盾心理的发酵，造成东海问题双方达成共同开发的双赢式协议后，日本政府遭到民间舆论强烈攻击的意外局面。在这种情况 下，中日关系降温，日本政府会遭到“外交失败”的指责，中日关系升温，日本政府会遭到“媚中卖国”的攻击。对于中日关系问题，日本政界有一种“不知道国民 会怎样想”的无力感，冷处理双方关系中的进展和问题，或是较为稳妥的做法。
与中日东海问题上双方在新闻报道上都持谨慎态度不同，这一次中国方面对此的报道看不出低调。新浪网开了一个专题来讨论这一话题，图文并茂。显然，这一次日方的低调报道，主要是为了在日本国内避免问题。
曾担任日本自卫队中部训练总监部报道对应室主任的掘田圣道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无力感，反映的是日本国民目前对于中日关系，以及日本在中国步步发展的新亚洲政治环境中，缺乏明确的目标。所以，只能是对于双方关系中任何新的进展都报以过分的警惕。
在这种情况下，理应是新闻大热点的东海石油问题和自卫队舰艇访华问题，都悄然淡出新闻版面，不能不让人猜测其背后有日本政界对新闻媒体进行控制的因素。
第二，则是日本民间对于中日关系问题关心热度的自然降温。
目前，日本社会的主要问题，集中于内政之上。由于推进医疗改革，压缩老人福利，以及高油价情况下依然推行燃油附加税。福田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降，并有人指 责福田首相“冷たい（生性冷酷）”。在小泽一郎等反对派的攻击下，自民党政府岌岌可危。在小泉时代积累下来的日本高国债，高赤字等政策问题，逐渐达到爆发 的临界点，对于“改革”失望的日本民众更多关心与内政有关的问题。
事实上，在就这一问题和日本相关采访对象联系时，相关的日本友人就曾提醒记者对此事的反应不要报太高期望。
这是因为，中日关系出现了多年不曾有过的新变化，普通日本民众尚未把握好对于它的定位。所以，出于保护心理，民间舆论此时通常都会把一些问题放大。例如东 海石油的合作开发，很少有人注意双方合作给日本带来的收益，有些人甚至根本不看协议内容就直接认定日本政府肯定是做了“卖国行为”，反映了一种浮躁和过于 感性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如果自卫队访问问题成为新的焦点，恐怕只意味着它导致更加激烈的争论。
而对中日关系如果关心度下降，则意味着日本舆论逐渐远离“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标志着双方可以展开更为实际的合作。
目前来看，这种分析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日方在护卫舰访华问题上的反应。
实际上，如果看有限的相关新闻后面日本网友的评价，这种对中日关系定位混乱的情况表现得十分清晰。最受支持的几条评价有着明显不同的立场。有的并不了解访 问与运送救灾物资的主次关系，担心“既然中国反对日本自卫队飞机空运物资，这次派自卫队的军舰运物资会不会遭到扣留？”担心落入中国人的某种阴谋；有的公 开指责这是福田政府“媒中外交”的又一体现，表示坚决反对，目前这种指责在日本十分流行。日前自民党推出了福田身着清凉装和北极熊合影的广告，标题是“大 家的地球需要大家守护”，也有日本人讽刺“干吗不用福田首相和胡的合影呢？”；有的对油价如此高涨的时代自卫队派军舰消耗大量宝贵的燃油出访表示不理解， 讽刺道“回来的时候不要忘了给福田首相捎土产阿。”；还有的声称要“制造核武器，废除和平宪法，废除日美条约，与中国建立新的军事同盟保卫世界和平”，甚 至有极端的观点质疑“会不会发展下去出现中美两军同时驻扎日本的事情？”，云云。
看来，中日关系的发展，的确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哪怕反应在一次简单的访问上，也是如此。
[完]
日本普通人家房顶上的太阳能电池组，加上所有的系统，总造价16万人民币左右，其中日本新能源协会等组织提供补贴10万，自己只需要付大约6万元人民币的水准
前些天，有个叫做满行润一的日本人写了一个网页，叫做“我家的太阳能发电厂”，介绍自己家利用太阳能的情况，颇为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对太阳能资源的利用现状。链接出处
因为太阳能具有干净无污染，不消耗传统能源等优点，作为资源贫乏而又地域狭小极其畏惧污染的后工业国家，日本在太阳能的利用技术开发和民用实用化方面都较为领先。
在日本的商场里，经常可以看到有关公司进行太阳能利用服务的促销活动。这种公司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具有自己住宅的居民，对于这样的用户，利用太阳能解决生活 用电问题，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老萨自己也被人推销过好几回了，算算的确是合算的。可惜房子是租人家的，不定哪天就搬了，犯不着给房东作这等德政。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面对能源危机，日本大力投入科研资金，试图用太阳能解决未来的能源问题。经过几十年的艰苦研究，时至今日，日本研制的太阳能电 池，费用已经达到实用水平。千瓦单位的太阳能电池，其费用从1980年的大约200万日元，降低到今天不足十万日元的水准。一个普通居民住宅，只要有24 -30平米的屋顶，就可以装置3千瓦单位的太阳能电池。这样的装置，每年可以产生3500千瓦以上的电能，为用户解决自家70%以上的用电需求，平均2- 3年即可收回成本。
由于太阳能电池只需要一次性投资，这种清洁的能源受到很多日本家庭的青睐。到2005年为止，大约已经有50万户日本家庭在使用家用太阳能发电设备。目前日本的太阳能电池产量，居世界大约50%，批量生产，也为降低太阳能发电设备的价格提供了条件。
日式太阳能发电系统示意图，还可以向发电厂出售多余的电力
作为提出“低碳社会”的日本福田政府，对于太阳能的使用和此前几届日本政府一样重视。按照日本近年通过的RPS（再生可能能源利用比例标准）法规规定，电 力企业必须按照一定比例采用太阳能等新能源作为发电的动力来源，以达到减少能源消耗，减缓地球温室化效应的目的。同时，福田政府正在与民间合作，试图推动 “绿色能源认证”制度。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为使用太阳能等“绿色能源”达到一定比例的居民发放认证，持有这一认证的居民，可以在税务，贷款等方面得到若干 优惠。这一制度虽然依然在推动阶段，但在日本已经获得强烈反响。RPS法规和“绿色能源认证”的推动，日本太阳能的利用普及，与其有相当的关系。
日本太阳能的利用，或许对我国也有一些借鉴意义。
[完]
2008-06-27 Fri
Tcl/Tk 8.6a1 has been released. Tcl is a dynamic, cross-platform scripting language.
This release includes: new commands for supporting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interrupting script evaluation by an embedding application, and other changes.
From: Tcl/Tk 8.6a1 Released
The June 26, 2008 edition of This Week in Ruby is now available. It summarises recent developments within the Ruby commu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