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写一点关于那个年代的小故事。都是来自父母零星的讲述，所以并不完整，保存一点平凡人的回忆，也是保存一点历史的碎片罢了。
在 那个年代，我母亲家里成分并不好，我姥爷（这个称呼说明了他来自北方）本是山东的一个普通地主，当初将家里的地全部卖成金条独身到上海来做生意，在金陵东 路上用两条“大黄鱼”买下一栋临街的二层小楼，即是工厂，也是住家。解放前，他及时把厂里所有的股份都让给手下的几个工人，于是划成分的时候逃过了资本家 的帽子。在文革的时候，老账当然会给翻出来，据说被斗得很惨。我母亲并不很愿意给我讲述姥爷当时被批斗的详情，她的叙述总是被她童年巨大的饥饿和恐慌的阴 影笼罩。一个她反复讲述的故事是姥爷为了养活家里许多口人——包括我大姥姥（姥爷的大老婆）给他生养的5个子女以及我亲姥姥（他小老婆）给他生养的4个子 女——姥爷在家里养了许多的兔子，因为兔子繁殖迅速，全家人就可以吃上一点肉。但我母亲用厌恶的神色形容说兔子“臭得要命”。而且她说当时一大家子，每个 小孩在晚饭的时候围着圆台面团团坐定，并没有菜碗放在桌子中间，所有的食物分成均匀的份额，一人一份，而我某个奸猾的大舅（大姥姥那边的）当时喜欢欺负我 妈，总是吓唬她说，看，屋梁上有老鼠，我妈害怕老鼠就会扭过头去找我姥姥，然后回头的时候，自己碗里的菜就少了好多。
当我姥爷被游街 低头认罪的时候，我妈妈和我小舅背着一箱棒冰在外滩上叫卖挣钱，据我妈说，小舅一直贪小便宜，每根棒冰要剥开纸舔一口再包包好卖出去。而据说生过脑膜炎的 小舅“脑筋拎弗清”，在弄堂的群小争斗中曾经主动去撩拨“造反派”头头的儿子，打了别人一个耳光，然后不声不响的回家。下午造反派头头带着一群红袖章进门 “捉拿反革命资本家的狗崽子”，把我小舅揪起来正正反反打了许多个耳光，后来我姥爷闻讯回家，也一同被打耳光，然后晚上我姥爷似乎也打了我小舅，这并不离 奇，姥爷的脾气并不好。
后来文革结束若干年，我随妈妈登门拜见姥爷的时候，小楼已经分成前后两半，后面住大姥姥那半家人，前面住姥爷 和姥姥半家人。我在姥爷家没有发现任何一本有毛泽东语录的书，似乎完全没有留下文革的痕迹，这和我家很不一样。姥爷开始作裁缝，按上海服饰上的流行款式做 衣服帽子，从山东老家找来年轻女孩子给自己打工，把自己的小楼变成小小服装厂。姥爷家的中兴直至金陵路市政动迁结束。钉子户姥爷最终接受了不愿接受的赔偿 条件，搬去了浦东。姥姥在此过程中生病死去。
父亲的部分也只能零散地写，他比我母亲更不愿意叙及过往，尤其过往造成他的失意。
我 父亲是个聪明的人，这并不是我对他的印象，而是来自我姑妈，我奶奶，我大伯等人的评论。他没有多少机会在我这个儿子面前展现聪明的成就，因为他只是一个普 通工人，直到他退休为止。他给我展示过他当初从温州中学转学来上海复兴高中的成绩单，出于少年的叛逆心理，我不屑的指出上面多数不过是“良”。
父 亲家的成分相对复杂，爷爷应该算是进步知识分子，曾经是南社的诗人，柳亚子称他为兄，家里还藏着爷爷和许多诗人互相酬答的书画诗词。但我奶奶的兄弟在香港 当教授，算是颇为糟糕的海外关系。幸好我大伯是光荣的解放军干部，据说在陈毅大军进城的时候，他站在第二辆吉普车上意气风发——陈毅当时在第一辆。我大伯 把几个兄弟姐妹都带进了革命军队，但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并没有一个军人身份，他对此语焉不详。但他应该短暂的参加过军队，因为他说起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 饺子，用白菜，大蒜和猪肉作馅，就是在军队里吃的。
父亲最终成为一个工人，因为他在参加高考之前放弃了，据他说，他要考一定能考上， 但就算满分也不会被录取，所以就放弃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在高中参加过一个左翼的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的首脑被鉴定为“托派”，这让我很小的时候就 听说了托洛茨基，并且相信这个名字代表着倒霉透顶。父亲的成分被鉴定为托派这件事，对他影响如此之大，让他放弃考试，放弃作一个大学生的机会，我有时暗自 想象自负聪明的父亲当时的心情，依然不能理解是什么一种对注定无法录取的恐惧让他选择做一个普通的纺织工人，并且宁愿一直在家自学英语（他后来自学了市面 上出现过的各种英语自学教材：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英语900 句，还有各种香港买来的原版教材）却不愿意去参加文革后重开的高考。
父亲给我念过他自己做的一首绝句，最后一句是：孤寂空庭闻虫吟。他问我知道不知道“虫吟”暗喻什么，我想我是知道的。只是依然无法体会他在那个年代所感觉的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