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因为看到日本原陆军士官川崎春彦所著《日中战争 -- 一个日本兵的证言》一书，对其中一九四五年间和新四军作战的部分深感兴趣。诚然，其中在湖南南部遭到“三万”新四军围攻的场面，似与新四军当时的兵力部署 不符。所以，我在网上就这篇文章内容征求有关朋友的帮助，希望在中文资料中能够找到相应记载。几天来，很多朋友热情相助，尤其是老拙兄，竟然协助耐心分析 当时八路军南进支队的行动路线，其认真程度，让我颇为感动。这段中日战争的真相虽然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我也只有将这段原文全部翻译上来，算是报答朋友们 这些热情的帮助吧。

以下为译稿，为了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我尽量不改变作者本人的语气口吻，但并不表示赞同或证实其所述内容，特此说明。

一．   新四军的威胁

昭和二十年六月，从桂林战役中休整过来的部队（据萨推测，当为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奉命南下，转移后驻地为郊下塘。据中国政府军（即汪精卫伪军 – 译者注）的情报称，这附近活动的新四军达到两万，而我们的情报认为其不过千人，于是，我军编组了讨伐部队，出发扫荡。

讨伐队从四个中队抽调，总数约三百名。我作为医务班的负责人，选择了五名卫生兵随军出发。

出发前，我们和中国政府军（即汪精卫伪军 – 译者注）驻扎在附近的一个师联系，联合行动。虽然说是一个师，实际不过是数百人的小部队而已。这个师派出部队约五百名在我军前方担任开路任务。对于这支部 队的忠诚我们非常信任，但是如果发生战斗，对他们的战斗力和作战兴趣则保持怀疑态度。

经过半天在山间小路的跋涉，突然，前方繁茂的树林中传来激烈的枪声。这显然是前行的政府军和敌人发生了战斗。同时讨伐队本队也遭到射击。附近有几片浓密的树林，我们立即向这些松林中隐蔽。

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显然政府军并没有能够抵挡住敌人 – 事实上事后发现他们在第一次被射击的时候就丢下手中的枪溃退了，而且不是向我们的方向后退，而是向斜侧逃跑。我想，他们是害怕被我们逼迫重新回到战场吧。 从战斗开始，这支政府军的电台就不再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指挥他们作战。

我们的人开始试探着离开树林侦察情况，但刚一走出树林就遭到枪击。前进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后退的路也不安全，后退的时候，也遭到猛烈射击。我们完全成了袋中的老鼠。

显然，敌军是部署了一个伏击圈。对手有多少兵力不知道，但是判断起来最少有数千人。寡不敌众，我们面临着“全灭”的危险。

讨伐司令官是队部参谋森中佐。他把四个中队长召集起来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作战会议。会上气氛沉闷，有人提出给附近的侦察部队发报，请求增援接应。森中佐同意 了这个意见。这时，向四外派出的侦查人员中有一人报告，“中国政府军的部队已经不见了，右侧的敌军向我军后方移动，有要发动肉搏战的可能。”

“是吗（索嘎），明白了，干得好。那么，现在么，现在只能撤退了吧。”森中佐和中队长们互相看看，就此下了决断。从地形看向后撤退太过危险，于是我军在掷弹筒和轻机枪的掩护下向左侧前方猛突，试图突到前方与来接应的部队会合。前方隔开一带约百米宽的田垄，又是一片树林。

尽管队形密集，但敌军的射击并不准确，所以我军以机枪中队为先锋发起冲击时，损失并不大，有一半的人顺利冲过这段开阔地进入了树林。但是，后一半人突击的时候，敌方的射击已经精确起来，给我们带来不小的伤亡，士兵只能不断且伏且战，匍匐前进。

本指望先进入树林的一半部队回头射击掩护，但他们也遭到攻击，自顾不暇。而敌军的迫击炮亦开始轰击，第二梯队的官兵纷纷倒地。

我们五个卫生兵，有四个人随第一梯队进入了树林，我在全军倒数五六个人的地方，等到开始跑的时候情况已经很危险。部队开始突围的时候，是四五个人一组相互掩护前进，现在只能每个人不断翻滚跳跃，躲避敌弹而奔命。

致命的问题是这片开阔的田垄，光秃秃的在周围火力下毫无掩护，中间的田埂小路只有四十厘米宽，简直是死亡路程。幸好田中无水，我们纷纷伏到田中，因为田畦高度约五十公分，如果伏在那里，可保无恙。作为讨伐队的卫生兵，我们不带枪，但是大大的药囊十分累赘要命。

好在我的作战经验比较丰富，对于头上飞的子弹我根本不去管，但如果子弹打在脚边，就随时有中弹的危险，需要尽快地改变前进方向，进行闪避。绕是如此，我的腿也被子弹擦伤，真是险象环生！

卧倒，十秒钟后跃起奔跑，但跑几步就再次卧倒，不规律地起来再跑。“呆在这儿是等死，跑，打不着的，打不着的，我刀枪不入！”

一边给自己心理暗示一边向前跃进，终于发现子弹的弹道开始远离，我纵身而起，快步跑进树林，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奔跑中可以看到田垄中倒着七八名战友，但 是，实在无法停下来抢救他们，我们最后五个人中倒了三个。这第一次冲锋，我们阵亡二十人，负伤二十人，总算都到达了前方的树林。

可是，部队还是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森中佐指挥部队再次向前突进，敌军火力强劲，一边射击一边喊话。前进二三百米后，已经阵亡十五人，负伤十人，双方战斗十分激烈。

这一次我在弹雨中看到一名负伤的士兵无法动弹，于是冲过去，将他背起来跑回后方。“你这是做无理的事情啊！”经验最多的一个卫生兵对我说，“这太危险了。”

“没事，我的运气好。”我说，“那么，再有负伤的您负责前队，我负责后队，好么？”

“后队伤员可比前队多。。。”那个老兵有些犹豫。

“我不怕的，就这样做吧，拜托了。”

我转向后方的田垄，在刚才跑过的地方又找到一个伤兵，把他背在肩上退回来。

没有时间可以耽搁，我们几个人马上进行抢救，而且用树枝搭成担架来运送伤兵，现在一副树枝担架就是一个战友的生命呢。从我开始作卫生兵，体会的就是这种战场经验。

但是，也有很多死伤者，确实无法顾及，只得任由他们被抛弃在田野里。

开路的临时机枪中队和前方的敌军连续进行了两次白刃战，本队虽然也向前移动，最终无法打开缺口，只得退回树林。

这时，我发现自己周围除了伤兵已经没有其他人员 – 我落在队伍最后了。

在第二次白刃战之后，忽然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上等兵拖着一个负伤的俘虏走来。

[待续]

尽管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多数时候，“信息就在指尖”也的确成了现实，但你不得不承认，语言仍然是一道巨大的鸿沟。一种语言的信息，在另一个语言环境中，很难得到关注，并产生影响。这时候，像译言、blog中文翻译、图林中文译站和教育中文翻译等等翻译社区的出现，以及像China Web2.0 Review这种专门介绍中国Web 2.0发展的英文blog，可算是一座座跨越鸿沟的桥梁。

仅仅在不久前，这种译介工作主要还是由各出版社来负责的。比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的“面向世界丛书”，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文化生活译丛”，等等。这些丛书给封闭的中国思想界，吹进了一缕清风，并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

互联网的普及，让跨越语言鸿沟的工作，变成了一个动态过程。我们几乎可以同步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此刻在关心着什么，讨论着什么。更重要的是，译介工作的参与者，从出版机构变成了普通的网民，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传播，变成了网民自觉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传播。这其中，译言的工作尤其引人注意，不仅仅因为他们有个更活跃的翻译社区，他们有着更好的组织形式，他们甚至开始尝试通过民间协作的形式，对某些大部头的英文专著进行社区翻译（他们称之为译书2.0），并期望通过介入出版和其他特定的专门需求领域，让翻译者获得经济回报。

早在2004年，群智基金会曾经发起过两个协作翻译项目，即Dan Gillmor的《Free Culture》和《We the Media》的汉语版翻译项目。他们通过Wiki而不是blog的形式进行翻译组织，试图让更多的志愿者可以加入到翻译和修订的过程中。不过可惜，这两个项目似乎都未能吸引到更多的志愿者，以至于项目本身的进度过于缓慢，甚至未能形成读者圈。

相对地，译言有个不错的开局，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读者圈，影响力不断向周边辐射。越来越多的热心读者，成为译言的翻译者。长期看，译言无需担心个别译者逐渐失去热情，总会有更多有热情的人加入进来。这就是平台的好处，平台的价值大于任何个别人物。

网站的组织者似乎不希望译言成为一座单车道的桥，所以他们开通了中译英的翻译社区，以此吸引关注中国互联网的英文读者。

我惟一感到担心的是，译言是否足以养活自己。如果像Solidot那样网站自身难以为继，最终不得不卖给CNET，固然还算是个不错的结局，但一个朝不保夕，时时为生存发愁的社区，终究会影响社区成员的心理。

[古怪的一幕出现了。

官员们看到一个在地里插秧的老农，就问他张院长在哪里住。

这老农直直腰，说：“我就是张子龙。”

惊诧不已的干部们被一身泥水的张院长带进自己家里，寒暄几句，张院长老伴就给每人端上一大碗暗绿色的菜粥来。

对城里舒服惯了的一些官员来说，这个味道大概只有用“捏着鼻子”来形容了。。。

我祖母听到这里便笑得前仰后合：你个促狭鬼，怎么到这个岁数也不忘整治人咧？

张子龙跟着笑，咕噜咕噜大口喝干了杯子里的茶。

然后才慢条斯理的说道：

“我才没工夫整治他们咧。这一碗粥下去我就考察干部了。闻闻就不喝的，随口喝了接着谈工作的，这个都是实在人，实在人要好好用的，呲牙咧嘴喝的，已经有点 儿官僚啦，培养培养还是好干部。最怕那个喝了一碗脸都绿了，还冲里边喊：嫂子，再来一碗。。。 那个顶个是挖祖坟的王八羔子。”

他说完，咂摸一下嘴，又给自己倒一杯茶，微微笑道，

他小子以为我好对付的阿。。。

这一瞬间，我看到他的双目闪闪发光，阳光正斜照进堂屋里，恰好照亮了他的左半边脸，显出一种刚毅果决的神色，而没有照到的半边脸，又透出一丝神奇的诡异和狡鲒。

那个只会穿蓝布褂子的呆板老人瞬忽不见。。。

这一瞬间，我忽然对燕赵这两个传奇的字眼，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解。]

-- 这是我在《梦里燕赵》中描写河北高检院长张子龙文革后复出的一段文字。

作品中的张子龙，真实的原型是我祖母的老乡 – 孙光瑞。

少年时，家中谈论最多的两个令人景仰的乡人，一个是在刘家窑村宁死不辱，自戗殉国的晋梦奇，一个就是胆略过人，打不死的孙光瑞。

河北抗战最困难的四二年，四三年，他一直在当地坚持，在日伪军的据点和军队丛中穿梭，往往一夜转移三四次，田垄，枯井，废窑（老家地下水丰富，不宜挖掘地 道），甫入睡，又是枪声大作。解放后孙光瑞到我家，我奶奶问他当时怕不怕，他说，“我早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我怀里带着枪，碰上了，拼死他一个够 本，拼死他两个，我赚一个！”（2004年《洋洋大观》的编辑刘方先生到我家，我祖母曾经亲口对他讲过此事，说到最后一句，凛凛生威，尽脱九旬老人之 态。）

孙多智慧，当时河北大绅士张熙（国民党）组织抗日，颇有声望。孙乃也化名“张熙”借势拉队伍，一时真假张熙大闹河北敌后，日军情报一团混乱，莫名其妙。真 的张熙知道，亦无可如何 –这国共两党的沟通可不是那么顺畅的，而且名字又不是专利，你用了别人就不能用，皇帝也没这个道理。何况，这位假张熙仗打得比真张熙还漂亮，反过来也提升 了真张熙的影响。

孙勇敢善战，曾有在日军控制的城市中“鸣枪过市，一城皆惊”（据说是邯郸，一说巨鹿）的经历。枪击岗哨破城而出，遭到日军摩托化部队追击时，扒票车“轨遁”逃出天罗地网，让日军只能挨枪却怕误伤车上的自己人不敢还击。

孙是起诉“建国第一贪污案”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签字人，其中多有曲折。他回忆，刘青山张子善被枪毙前夕，“来看望的小车沿着道排了一大串。”都是刘，张的战友。刘张死后都是厚葬，其子女也未被连累，但当时二人欲以战功换一命，却是坚决不可。

日前，写土八路的神秘武器一文，提到了孙光瑞的名字，并写道：“已经有十 来年没有老人的消息了，如果他还在世，大概有九十岁了。”不想，第二天就有孙老的儿子前来联系，方知孙老依然在世，今已九十七岁矣，并询问我的联系方式。

惊喜之中，忽又悟到祖母已经离世，再无法多听一次她不厌其烦的嘱咐。

不禁悲欣交集。

作为身在异乡的晚辈，谨祝孙光瑞老院长身体健康，多福长寿，并祈我燕赵魂魄万古长存。

[完]

另，以前没有提过日伪军当时屡次追杀“假张熙”却拿他没办法的另一个原因 – 孙是梅花拳第十四代高手，武艺高强，反应奇快，这一条特别的原因帮助他屡屡险中逃生。

休息，休息一会儿 ：）

Bob Beck (beck@) recently committed some interesting changes with much help from reyk@. Namely, database synchronizaton for spamd & spamlo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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